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经过10个月的战事，红军被迫放弃了已大为缩小的江西苏区，向粤北和桂北方向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红军翻过了十几座大山，跨过了几十条大河，穿越十个省份到达陕北。
关于这一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当时外界知之甚少。虽然红军队伍中有一些作家，但他们与整个队伍一样，每天都处于惨烈的战斗或艰难的行军途中，无暇用文字记录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长征故事。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冒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用四个月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谢觉哉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大量的红军连队战士和机关里的干部，回到北京后，用掌握到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一部书，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接着，又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复社出版。这样，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故事、经历才第一次通过斯诺的书为外界知晓。
说来也巧，参加编辑和出版《西行漫记》的钱杏?（阿英）在1939年很意外地通过肖华得到一束25幅画于长征途中的速写作品，他逐一看过之后，“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认为都是一些浸透生命热气的神来之作，有很大的出版价值。于是，与几位朋友仿用斯诺《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风雨书屋出版了这束25幅装的速写，给书取名为《西行漫画》。然而当时出版的时候，尚不知道作者是谁，于是钱杏?便将提供画稿的肖华误为作者，直到196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北京图书馆借出初版本准备再版这本画册时，才从黄镇同志那里知道这25幅速写是他在长征途中所画的部分素描。这时的黄镇已是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了。
黄镇是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但他在1925年就读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是刘海粟的学生。毕业后还短暂地当过中学美术教员，因为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而被解除教职，于是投奔了江西红色苏区，时年25岁。在长征途中，他作为文化兵，自然少不了绘事之举。然而，当时可供他用于作画的材料十分简陋，据斯诺介绍说，只能用麻制成毛笔，用锅底刮下的烟灰做墨。但是，他就凭借这些简陋的笔和纸，忠实地记录了红军征途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状态，从渡湘江到爬雪山过草地、抵达岷县，一一都有生动的记录。可以说，他作画当初，绝没想到这些简朴得近乎土气的画能有传世的可能和出版的机会，更没有想到这些寥寥数笔的速写，竟会成为当时上海和新四军地区人民了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直接的图像资料。如果说斯诺是最早用文字向全世界宣传长征故事的记者，那么，黄镇则是最早也是唯一有作品传世的用画笔记录红军长征生活的“美术家”了，仅就这一点，黄镇就足以载入人类文化史和美术史。就像钱杏?（阿英）在1938年出版这本画册时所写的“题记”那样：“在中国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着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地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的、乐观的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达出来，是从这一束漫画始。”
事实上，在长征途中，除黄镇外，也还有一位善画的也用画笔记录了长征的革命者，他就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公子廖承志。遗憾的是他的画没有更系统地留传下来。何香凝是著名国画家，精山水、花鸟，建国后还曾一度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因为这种家学渊源，廖承志自小就受到一定程度的绘画熏陶，也画得一手的好画。但他长期处于漂泊不定的革命斗争的环境之中，不能像他母亲那样做一个有专业造诣的画家，只是兴之所致，偶而为之。长征途中就是如此。
廖承志是1933年用何柳华的名字由上海转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时担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是张国焘的部下。但由于与张国焘实行的“左”倾路线有分歧，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带着手铐随军长征。廖承志在被押着随军征战的途中，张国焘倒是没有忘记他的绘画才能，常用他为一些大会画马、恩、列的头像和给部队画一些宣传画、写标语。当时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还有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廖承志除完成任务性绘画之外，还在沿途画了许多肖像和风景，其中就有朱德和刘伯承以及与他共事的军中秀才傅钟。可惜，这些亲历长征的图画没能像黄镇的速写那样流传下来，用于出版，其中很多都散失掉了。好在廖承志在1969年凭借记忆画了两幅长征见闻的素描送给他的宝贝女儿廖茗，并在附信中告诉第一幅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第二幅“是在丹巴亲自看见的”一景：参加革命的一对少数民族夫妇把亲生儿子托付给当地的老汉。看得出，这两张画，画得相当认真，近乎虔诚，人物形象和动作也很生动感人，一笔一划虽非专业手笔，但画中的时代气氛和造型样式确实有亲历者的记忆，因而别有一番打动人的艺术魅力。
在长征途中，黄镇和廖承志都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画画只能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但是，长征是中国革命空前绝后的壮举，能画上几笔的人置身其中，留下一些急就章似的画稿，那都是些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因而也往往兼具了文物和艺术的双重价值。这些速写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后人，都弥足珍贵。只不过，黄镇和廖承志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从事着行政工作，无暇顾及绘事，更没有把自己的画当作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的打算。但事实上，他们从红色苏区到长征路上乃至陕甘宁边区的美术活动或绘事痕迹，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确实又是不应被忽略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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